第56节 宦海生波(3)
曾国藩这一次惹出的祸事可谓是极大,而且案情非常明确,几乎不用怎么做更加具体的会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就以大不敬的罪名拟定了斩立决的处罚。大不敬是灭门之祸,甚至连他的家人,也定谳成册,一体报上御前。
照例京中有情节非常严重的案子,是要三法司会审的,如果处以死刑,则要三法司六堂十三位堂官同时同意——这有点类似今天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全堂画喏。
如果有需要‘专折具奏’,就如同曾国藩这样的案子,虽然是由刑部审理,但是因为事涉‘大辟’,也还是要六堂一致,方始定谳(音燕)。
拟定的罪名报至御前,皇帝单独召见了刑部两尚书——汉尚书周祖培和满尚书阿勒精阿,见礼已毕,让他们两个人站起来,皇帝看了看三法司满汉十三名堂官全堂画喏的奏本,随手放在了一边,话题却和这件案子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周祖培,阿勒精阿?”
两个人赶忙躬身行礼:“臣在。”
“朕这几天总是在想一件事,曾国藩虽然偶有疏忽,但是念及他入仕以来,办事尚称勤恳,为人也还算谨慎。若是就这般杀了,朕于心不忍呢!”
“皇上行法,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一本大公之处,曾国藩获罪之臣,自当心服。”周祖培先是狠狠的捧了皇帝几句,随即说道:“其实,便是皇上不说,微臣也有两请之议!”
皇帝当然知道周祖培口中的两请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两请,大约是这样的:按照朝廷律法,某一犯官论罪应该处死,但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或者顾虑到皇帝心中想施恩,又不便开口,预为设想之法。
例如,某大臣是某嫔妃的亲属,则承办的官员就要考虑是否可按‘八议’之中的‘议亲’一条,以为稍从末减的借口?当然,两请的前提是两引(两引就是指有前例可循的情况。关于这一点,后面再做详细介绍),也是要分得清楚明确的。
皇帝倒给他的话引起了兴趣:“哦?既然是这样的话,朕倒要听听你这两请之议了。”
“臣以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骤然登进,常伴帝侧,虽然是天下读书人羡慕,却也是福兮祸所伏。总是短了几分历练之资。”
周祖培这番奏答便是心照之语了!诚然,登进太快,于曾国藩确有不利啊!倒是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日后处理他的办法了。不过,这不是今天皇帝召两个人到御前的本意,当下不再提它:“曾国藩之事,容朕再想想。”
“是!”
“还有一件事,是朕怎么也不明白的。朕记得,给曾国藩的旨意是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早上着你带到通州的,是不是这样?”
周祖培回忆了一下:“是!正是七月二十三日的早晨,臣见驾的时候,奉皇上的口谕,到通州传旨的。”
“嗯,那就不对了。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为什么曾国藩的谢罪折是在同日送抵御前的呢?难不成是曾国藩事先得到了什么人的通气?”
周祖培大惊!自从陈孚恩之事爆发之后,朝臣们得出了一个共识:皇帝最恨的便是以内廷官员结交外臣!一旦发现,立刻便会施以雷霆手段。曾国藩之事他偶有思忖,也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只是事涉军机处重臣,他不敢过多进言,这一次听皇帝主动提起,立刻便来了精神:“圣明无过皇上,臣夜静更深之时,偶有所得,也认为时间上对不到榫头,只是一时无暇细辩,方始延宕至今。”
皇帝的脸色逐渐黯淡了下来,声音中一片干巴巴,他说:“这样也不能算是你的过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嘿,只怕朝堂之中又有陈孚恩、阿克敦之流冒头了!”
周祖培身为刑部尚书,对大清历朝历代的大案都有所了解,陈孚恩不用提,阿克敦之事则是另外一重公案——。
当时是在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率皇后奉圣母皇太后东巡,圣驾走到山东德州的时候,皇后突然暴病而亡,其时是在六月份。国母薨逝,这一次东巡只得草草结束,返京之后赶忙处理皇后大丧事宜。不想,在为皇后守丧期间,出了一件大事。
经过是这样的:福建将军新柱进京陛见,提到东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在孝贤皇后丧后二十七日刚毕,便为自己剃头。而新柱路过淮安的时候,周学建怕他发现自己剃头,故意借‘巡河’之名躲了出去,跟新柱避不见面。
新柱到京,将此事上报给皇帝,乾隆认为周学建身为人臣,于此等名分攸关之事,当谨守法度,不敢胡来;而且新柱没有见到周学建,只是道听途说,也就不大相信。
谁知道时隔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安宁上折子,一份折本内参尽了江南河道总督之下的所有文武官员——除了一个淮徐道定长之外,无不违例剃头!这时候乾隆皇帝才相信了新柱的话,认为江南河道总督以下‘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
周学建一体人等被押解赴京,由刑部待勘。时任刑部满员尚书的就是阿克敦。他有一个老友,名叫塞楞额,当时的官职是湖广总督,他居然也是在孝贤皇后大丧之后的二十七日内便剃头了。不但是他,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以及两省官员,也无不违例剃头。
不过塞楞额很聪明,主动的上了一封自请处分的折子。在折子中自辩说:自康熙十三年以来,外省于皇后宾天,照例是不服丧的。历时已久,服制不明,以致误犯。后来经杨锡绂细细翻查旧例,方知应在百日之后方可剃发。现听杨锡绂之劝,自行检举,请赐处分。
一个是讳莫如深,一个是自请处分,在乾隆帝看来,虽然是同样的错误,其人格高下立判。自然的,处置也绝不相同。周学建被革职抄家;塞楞额却只是吏部记大过一次。
一直到了后来乾隆帝才知道,塞楞额这样主动的自行检举,是因为收到阿克敦的一封信,信中详细交代了他孝贤皇后大丧期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又奉劝他主动上表章,自呈罪衍,以求宽恕。
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认为这是臣下结成朋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铁证,当即传旨,以大不敬的罪名将阿克敦抄家,塞楞额即刻解职,锁拿进京,与阿克敦一案共同审问。闹得沸沸扬扬,是乾隆中叶一场大风波。
今天皇帝特别又提起阿克敦,周祖培前后串联起来,心中立刻明白,军机处中有人事先将此事通报给了曾国藩。而这个人是谁,不必多想,便已经心知肚明。他正要劝解些什么,脑子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只是这一楞的功夫,周祖培便知道,心中所想干系太过重大!多言贾祸,宜效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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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例京中有情节非常严重的案子,是要三法司会审的,如果处以死刑,则要三法司六堂十三位堂官同时同意——这有点类似今天西方的陪审团制度——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全堂画喏。
如果有需要‘专折具奏’,就如同曾国藩这样的案子,虽然是由刑部审理,但是因为事涉‘大辟’,也还是要六堂一致,方始定谳(音燕)。
拟定的罪名报至御前,皇帝单独召见了刑部两尚书——汉尚书周祖培和满尚书阿勒精阿,见礼已毕,让他们两个人站起来,皇帝看了看三法司满汉十三名堂官全堂画喏的奏本,随手放在了一边,话题却和这件案子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周祖培,阿勒精阿?”
两个人赶忙躬身行礼:“臣在。”
“朕这几天总是在想一件事,曾国藩虽然偶有疏忽,但是念及他入仕以来,办事尚称勤恳,为人也还算谨慎。若是就这般杀了,朕于心不忍呢!”
“皇上行法,如鉴之空,如衡之平。一本大公之处,曾国藩获罪之臣,自当心服。”周祖培先是狠狠的捧了皇帝几句,随即说道:“其实,便是皇上不说,微臣也有两请之议!”
皇帝当然知道周祖培口中的两请是什么意思。所谓的两请,大约是这样的:按照朝廷律法,某一犯官论罪应该处死,但是有某些特殊的原因,或者顾虑到皇帝心中想施恩,又不便开口,预为设想之法。
例如,某大臣是某嫔妃的亲属,则承办的官员就要考虑是否可按‘八议’之中的‘议亲’一条,以为稍从末减的借口?当然,两请的前提是两引(两引就是指有前例可循的情况。关于这一点,后面再做详细介绍),也是要分得清楚明确的。
皇帝倒给他的话引起了兴趣:“哦?既然是这样的话,朕倒要听听你这两请之议了。”
“臣以为,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骤然登进,常伴帝侧,虽然是天下读书人羡慕,却也是福兮祸所伏。总是短了几分历练之资。”
周祖培这番奏答便是心照之语了!诚然,登进太快,于曾国藩确有不利啊!倒是真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日后处理他的办法了。不过,这不是今天皇帝召两个人到御前的本意,当下不再提它:“曾国藩之事,容朕再想想。”
“是!”
“还有一件事,是朕怎么也不明白的。朕记得,给曾国藩的旨意是在七月二十三日的早上着你带到通州的,是不是这样?”
周祖培回忆了一下:“是!正是七月二十三日的早晨,臣见驾的时候,奉皇上的口谕,到通州传旨的。”
“嗯,那就不对了。如果这样计算的话,为什么曾国藩的谢罪折是在同日送抵御前的呢?难不成是曾国藩事先得到了什么人的通气?”
周祖培大惊!自从陈孚恩之事爆发之后,朝臣们得出了一个共识:皇帝最恨的便是以内廷官员结交外臣!一旦发现,立刻便会施以雷霆手段。曾国藩之事他偶有思忖,也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只是事涉军机处重臣,他不敢过多进言,这一次听皇帝主动提起,立刻便来了精神:“圣明无过皇上,臣夜静更深之时,偶有所得,也认为时间上对不到榫头,只是一时无暇细辩,方始延宕至今。”
皇帝的脸色逐渐黯淡了下来,声音中一片干巴巴,他说:“这样也不能算是你的过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嘛。嘿,只怕朝堂之中又有陈孚恩、阿克敦之流冒头了!”
周祖培身为刑部尚书,对大清历朝历代的大案都有所了解,陈孚恩不用提,阿克敦之事则是另外一重公案——。
当时是在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率皇后奉圣母皇太后东巡,圣驾走到山东德州的时候,皇后突然暴病而亡,其时是在六月份。国母薨逝,这一次东巡只得草草结束,返京之后赶忙处理皇后大丧事宜。不想,在为皇后守丧期间,出了一件大事。
经过是这样的:福建将军新柱进京陛见,提到东南河道总督周学建在孝贤皇后丧后二十七日刚毕,便为自己剃头。而新柱路过淮安的时候,周学建怕他发现自己剃头,故意借‘巡河’之名躲了出去,跟新柱避不见面。
新柱到京,将此事上报给皇帝,乾隆认为周学建身为人臣,于此等名分攸关之事,当谨守法度,不敢胡来;而且新柱没有见到周学建,只是道听途说,也就不大相信。
谁知道时隔不久,时任江苏巡抚的安宁上折子,一份折本内参尽了江南河道总督之下的所有文武官员——除了一个淮徐道定长之外,无不违例剃头!这时候乾隆皇帝才相信了新柱的话,认为江南河道总督以下‘弃常蔑礼,上下成风,深可骇异’。
周学建一体人等被押解赴京,由刑部待勘。时任刑部满员尚书的就是阿克敦。他有一个老友,名叫塞楞额,当时的官职是湖广总督,他居然也是在孝贤皇后大丧之后的二十七日内便剃头了。不但是他,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以及两省官员,也无不违例剃头。
不过塞楞额很聪明,主动的上了一封自请处分的折子。在折子中自辩说:自康熙十三年以来,外省于皇后宾天,照例是不服丧的。历时已久,服制不明,以致误犯。后来经杨锡绂细细翻查旧例,方知应在百日之后方可剃发。现听杨锡绂之劝,自行检举,请赐处分。
一个是讳莫如深,一个是自请处分,在乾隆帝看来,虽然是同样的错误,其人格高下立判。自然的,处置也绝不相同。周学建被革职抄家;塞楞额却只是吏部记大过一次。
一直到了后来乾隆帝才知道,塞楞额这样主动的自行检举,是因为收到阿克敦的一封信,信中详细交代了他孝贤皇后大丧期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又奉劝他主动上表章,自呈罪衍,以求宽恕。
乾隆皇帝勃然大怒,认为这是臣下结成朋党,将自己玩弄于股掌之上的铁证,当即传旨,以大不敬的罪名将阿克敦抄家,塞楞额即刻解职,锁拿进京,与阿克敦一案共同审问。闹得沸沸扬扬,是乾隆中叶一场大风波。
今天皇帝特别又提起阿克敦,周祖培前后串联起来,心中立刻明白,军机处中有人事先将此事通报给了曾国藩。而这个人是谁,不必多想,便已经心知肚明。他正要劝解些什么,脑子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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