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三十一.刘宏的野心
整个四月,雒阳城的人都在讨论着帝国的农业问题,上至公卿,下至百姓,就连那些识字的女子妇人也通过报纸在家中和丈夫兄弟子侄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改变一个帝国,往往是从人们最不经意的地方开始,对于帝国的官僚们来说,自从报纸这种宣传载体开始风行以后,曾经被他们认为属于庙堂和才智之士的政治居然就那样走近了寻常百姓,而天子每逢有重要的政务决定或是法令律例修改除了正式的公文和诏书以外,也通过报纸向百姓征询意见,同时借着报纸倾听民间的声音,以作为施政的参考。
现在南宫官署里的帝国官僚们都会提前小半个时辰前往,利用这段时间看完大汉和帝国这两份报纸,尤其是两份报纸里开辟的关于民间情况的特别板块。
而对于地方官吏来说,从雒阳报社来的那些什么访员是相当麻烦的一群人,他们虽然不隶属帝国的监察机构,可是却比那些御史更加难对付,因为这些人完全是在本地住下来,专门负责采集风土人情和记录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大约每隔一个月便回雒阳,以供自己所属的报社选用。
最让某些地方官吏们忌惮的是,目前雒阳有能力向各地派遣访员的报社全都是属于天子的报社,虽然那些访员没有官职在身。可是却让他们寝食难安,要知道这些人比那些御史更无孔不入。而且喜欢行走于市井街道或是乡村民间,不管什么道听途说地消息只要他们感兴趣,就会进行查证,到目前为止中原不少地方有官吏和豪强便在他们手上栽了跟头。
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是帝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尤其是郡县以下地乡里亭村等地方上豪强横行和官吏不法的事情最多,但是帝国很难将监察力量延伸到那么具体。就算是刘宏整顿吏治,也只是主抓郡县级别的官僚,然后让他们负责地方上吏治澄清,虽然说这几年吏治比起以前要好得多,可是对刘宏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但是增加御史数目。会对帝国财政造成重压,而报纸则是这个时代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道监察体系,先那些报社的访员并不属于官僚系统,不会给财政造成负担,而且为了获取名利,他们对于揭露地方上不法的事情只会比御史更加起劲。
作为曾经地历史学,对于宋朝的冗官状况。刘宏自然也是了然于胸,自从隋朝创建科举制度,到宋朝完全成熟。原本自魏晋时代开始主掌中国政治长达六百余年的门阀政治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科举制度固然让中国政治走向了真正的文人官僚体系,让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稳固,可是也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那就是官僚体系的膨胀,自唐朝开始,人们谈及王朝地衰败总会提到土地兼并,可是土地兼并真正对帝国造成危害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都是拥有免税特权的官僚,土地被兼并本来未必是件坏事。可是被兼并的土地不用再交税赋就是损害帝国根基的大害。
从唐朝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拥有官员资格的人数飞快地增长,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实际官职授予。最后只能导致帝国平白无故地养了一群拥有闲散官职地官员,或许他们的官俸不高,可是他们拥有免税的特权,当越来越多地土地不用交税,王朝就只能提高税率来应付财政危机,于是大批自耕农不可避免的破产,托庇于官僚地主名下逃税,形成恶性循环。以宋朝为例,其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导致了科举泛滥,最后国家养活了巨大的闲散官职人员,他们消耗着帝国巨大的财富,而刘宏曾经所处的时代也一样,国家同样拥有庞大而且冗沉的官僚和公务员系统,只不过前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近百分之八十,而后则处于新时代,巨大的生产力技术进步足以支撑这一体系。
对于刘宏来说,他并不认为庞大地官僚系统就是错,如果宋朝拥有后世地制度和政府体系用来参考,那么那些冗官就可以利用起来,而不是单纯养一群寄生虫。
当然摆在刘宏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普及科举制度以前,必须改变儒家传统里那种官本位地陋习,以他曾经所处的时代而言,中国无疑处在了时间长河中纵向比较的最高峰,可是一旦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中国却远不如过去的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所占的经济总量,而究其根本,就是官本位哲学带给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所以在那个时代,成为公务员和官僚才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没有多少人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技术人员,虽然这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总是会有人去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可是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实在太小,而对刘宏而言在那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科技才是强国的根本,钱并不是万能的,至少买不到对手的核心技术,只有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执掌财阀时,从来不屑去和外国企业合作,因为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他看过太多的同行载到在合资合作的陷阱里。
权力意识,这是一剂腐蚀人心的毒药,刘宏太了解那种官本位哲学风气盛行的可怕之处,中国人长于内斗,便可以说是因为这样而来。当一个国家上下,人人都想着做官,又有谁会去重视科技和民生,最后都沉溺于勾心斗角和阴谋中去了。
在刘宏眼中,权力并不等于实力,打个比方来说,你可以命令别人去做某件事,这是权力,而能做成那件事则是实力,如果没有实力,即使你有再大的权力也没用,而刘宏要培养的正是整个帝国人民的实力意识,为此他制定了整个一揽子的计划,诸如改变学术风气,提倡科技等等只是前期的准备而已。
而加强对官僚的监督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刘宏并不反对官僚拥有特权,如果官僚没有特权以及带来的好处,谁愿意做官,毕竟道德高尚和才能出众并重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做官也只是奔着利禄而来,但是他们不能滥用特权,而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不能变得只以做官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隋唐开始的科举制,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而随着纸张和书籍的普及,穷文富武也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越是穷就越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做官,摆脱穷困的命运,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导致了自汉朝以后,每个王朝都是初期强盛,打得外族跟狗一样,而到了王朝末期,则被外族打得像狗一样。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才是应该被树立的风气,所以刘宏在将报纸引入帝国的政治体系后,向各地派遣访员,同时为他们开出了丰厚的名利赏赐,让他们去监督地方上的官僚,配合帝国的监察系统,树立新的官风,虽然这将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可总好过什么都不做,或只是搞个看似完美实则无用的制度要好得多。
另外,这些报社的访员也都是读书人,对刘宏来说,普及教育是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扭转学风,提倡科技,开出各种后世逐渐出现的机构和技术产品,本意就是为日后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创造施展才华的舞台,可以说刘宏手中的帝国此时就像一张洁净的白纸,它没有以后那些王朝背负的沉重枷锁,这个时代的大汉,依然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先秦以来的刚强质朴,更是处在一个转变时期。
只有扭转官本位的风气,那么教育普及才能带来生产和技术的飞进步,只有大批的读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只有社会的风气变得尊重学,人们信奉实力意识而非权力意识,帝国才是真正的君临天下,否则的话即使打败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败安息,打败贵霜,打败罗马,刘宏依然认为自己是失败的。
中国所有的王朝里,刘宏认为只有大汉才是唯一配得上帝国二字的王朝,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也许刘宏一开始只是把执掌帝国当成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可是随着他成为这个帝国的皇帝,他的心态也悄然生着变化,他要让大汉成为亘古以来唯一的帝国,他要为帝国打下征服世界的根基,他希望千百年以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都自称汉人。
刘宏无疑是疯狂的,可他同时又是冷静的,他不认为自己是在妄想,因为他确信自己能做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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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改变一个帝国,往往是从人们最不经意的地方开始,对于帝国的官僚们来说,自从报纸这种宣传载体开始风行以后,曾经被他们认为属于庙堂和才智之士的政治居然就那样走近了寻常百姓,而天子每逢有重要的政务决定或是法令律例修改除了正式的公文和诏书以外,也通过报纸向百姓征询意见,同时借着报纸倾听民间的声音,以作为施政的参考。
现在南宫官署里的帝国官僚们都会提前小半个时辰前往,利用这段时间看完大汉和帝国这两份报纸,尤其是两份报纸里开辟的关于民间情况的特别板块。
而对于地方官吏来说,从雒阳报社来的那些什么访员是相当麻烦的一群人,他们虽然不隶属帝国的监察机构,可是却比那些御史更加难对付,因为这些人完全是在本地住下来,专门负责采集风土人情和记录一切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然后大约每隔一个月便回雒阳,以供自己所属的报社选用。
最让某些地方官吏们忌惮的是,目前雒阳有能力向各地派遣访员的报社全都是属于天子的报社,虽然那些访员没有官职在身。可是却让他们寝食难安,要知道这些人比那些御史更无孔不入。而且喜欢行走于市井街道或是乡村民间,不管什么道听途说地消息只要他们感兴趣,就会进行查证,到目前为止中原不少地方有官吏和豪强便在他们手上栽了跟头。
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斗;这是帝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尤其是郡县以下地乡里亭村等地方上豪强横行和官吏不法的事情最多,但是帝国很难将监察力量延伸到那么具体。就算是刘宏整顿吏治,也只是主抓郡县级别的官僚,然后让他们负责地方上吏治澄清,虽然说这几年吏治比起以前要好得多,可是对刘宏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但是增加御史数目。会对帝国财政造成重压,而报纸则是这个时代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道监察体系,先那些报社的访员并不属于官僚系统,不会给财政造成负担,而且为了获取名利,他们对于揭露地方上不法的事情只会比御史更加起劲。
作为曾经地历史学,对于宋朝的冗官状况。刘宏自然也是了然于胸,自从隋朝创建科举制度,到宋朝完全成熟。原本自魏晋时代开始主掌中国政治长达六百余年的门阀政治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科举制度固然让中国政治走向了真正的文人官僚体系,让皇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稳固,可是也带来了一个无法避免的后果,那就是官僚体系的膨胀,自唐朝开始,人们谈及王朝地衰败总会提到土地兼并,可是土地兼并真正对帝国造成危害的根源在于土地兼并都是拥有免税特权的官僚,土地被兼并本来未必是件坏事。可是被兼并的土地不用再交税赋就是损害帝国根基的大害。
从唐朝开始。科举制度使得拥有官员资格的人数飞快地增长,可是却没有相应的实际官职授予。最后只能导致帝国平白无故地养了一群拥有闲散官职地官员,或许他们的官俸不高,可是他们拥有免税的特权,当越来越多地土地不用交税,王朝就只能提高税率来应付财政危机,于是大批自耕农不可避免的破产,托庇于官僚地主名下逃税,形成恶性循环。以宋朝为例,其优待读书人的政策导致了科举泛滥,最后国家养活了巨大的闲散官职人员,他们消耗着帝国巨大的财富,而刘宏曾经所处的时代也一样,国家同样拥有庞大而且冗沉的官僚和公务员系统,只不过前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近百分之八十,而后则处于新时代,巨大的生产力技术进步足以支撑这一体系。
对于刘宏来说,他并不认为庞大地官僚系统就是错,如果宋朝拥有后世地制度和政府体系用来参考,那么那些冗官就可以利用起来,而不是单纯养一群寄生虫。
当然摆在刘宏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普及科举制度以前,必须改变儒家传统里那种官本位地陋习,以他曾经所处的时代而言,中国无疑处在了时间长河中纵向比较的最高峰,可是一旦进行横向比较的话,中国却远不如过去的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所占的经济总量,而究其根本,就是官本位哲学带给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意识,所以在那个时代,成为公务员和官僚才是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没有多少人会说我想成为科学家,我想成为技术人员,虽然这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总是会有人去成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可是所占总人口的比例实在太小,而对刘宏而言在那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科技才是强国的根本,钱并不是万能的,至少买不到对手的核心技术,只有自力更生才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他执掌财阀时,从来不屑去和外国企业合作,因为那无异于与虎谋皮,他看过太多的同行载到在合资合作的陷阱里。
权力意识,这是一剂腐蚀人心的毒药,刘宏太了解那种官本位哲学风气盛行的可怕之处,中国人长于内斗,便可以说是因为这样而来。当一个国家上下,人人都想着做官,又有谁会去重视科技和民生,最后都沉溺于勾心斗角和阴谋中去了。
在刘宏眼中,权力并不等于实力,打个比方来说,你可以命令别人去做某件事,这是权力,而能做成那件事则是实力,如果没有实力,即使你有再大的权力也没用,而刘宏要培养的正是整个帝国人民的实力意识,为此他制定了整个一揽子的计划,诸如改变学术风气,提倡科技等等只是前期的准备而已。
而加强对官僚的监督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刘宏并不反对官僚拥有特权,如果官僚没有特权以及带来的好处,谁愿意做官,毕竟道德高尚和才能出众并重的人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做官也只是奔着利禄而来,但是他们不能滥用特权,而整个社会的风气也不能变得只以做官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隋唐开始的科举制,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真正深入人心,而随着纸张和书籍的普及,穷文富武也变成了一种社会现象,越是穷就越是想让自己的孩子读书做官,摆脱穷困的命运,这种畸形的价值观导致了自汉朝以后,每个王朝都是初期强盛,打得外族跟狗一样,而到了王朝末期,则被外族打得像狗一样。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才是应该被树立的风气,所以刘宏在将报纸引入帝国的政治体系后,向各地派遣访员,同时为他们开出了丰厚的名利赏赐,让他们去监督地方上的官僚,配合帝国的监察系统,树立新的官风,虽然这将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可总好过什么都不做,或只是搞个看似完美实则无用的制度要好得多。
另外,这些报社的访员也都是读书人,对刘宏来说,普及教育是件势在必行的事情,扭转学风,提倡科技,开出各种后世逐渐出现的机构和技术产品,本意就是为日后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创造施展才华的舞台,可以说刘宏手中的帝国此时就像一张洁净的白纸,它没有以后那些王朝背负的沉重枷锁,这个时代的大汉,依然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先秦以来的刚强质朴,更是处在一个转变时期。
只有扭转官本位的风气,那么教育普及才能带来生产和技术的飞进步,只有大批的读书人去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只有社会的风气变得尊重学,人们信奉实力意识而非权力意识,帝国才是真正的君临天下,否则的话即使打败北方的游牧民族,打败安息,打败贵霜,打败罗马,刘宏依然认为自己是失败的。
中国所有的王朝里,刘宏认为只有大汉才是唯一配得上帝国二字的王朝,国恒以弱灭,独汉以强亡,也许刘宏一开始只是把执掌帝国当成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可是随着他成为这个帝国的皇帝,他的心态也悄然生着变化,他要让大汉成为亘古以来唯一的帝国,他要为帝国打下征服世界的根基,他希望千百年以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人都自称汉人。
刘宏无疑是疯狂的,可他同时又是冷静的,他不认为自己是在妄想,因为他确信自己能做到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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